http://en.wikipedia.org/wiki/Recreation_and_Amusement_Association
“作新女性——涉外俱樂部招聘女性事務員，包吃住服裝，高收入，限18至25歲女性”這樣的廣告，或許在今天也會有很多人動心吧。也難怪1945年9月 20日，當這則廣告在日本各大報刊登出的時候，當天就有一千六百餘人來面試，而三個月內各地應聘的女性達到六萬人之多。發放這則廣告的，是日本政府東京警視廳參加設立的RAA協會。
後來調查，應聘者中，絕大部分不知道這則廣告背後要求她們做的真正工作是什麼。政府背景，在全國報刊上的公開廣告，使她們信任不疑，而她們此後的命運，卻是日本歷史上至今不願提起的一頁。
RAA，全名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翻譯過來就是“特殊慰安施設協會”，是日本為美國占領軍提供性服務的專門機構，日本人稱之為“國家賣春機關”。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以麥克阿瑟將軍為首的美軍隨即進駐。戰敗前的日本，有很多人從來沒有見過西洋人，加上軍國主義者常年“英美鬼畜”的宣傳，儘管麥克阿瑟很快發表聲明，稱將不進行任何“野蠻，針對個人的報復”，幾萬名美軍即將進駐的消息，還是給這個島國帶來了極大的恐慌。日本當時的社會調查表明，對美軍佔領的恐怖和擔心中，最重要的是食糧不足，復員人員失業，以及佔領軍對婦女的凌辱，其中擔憂婦女遭暴行凌辱的比例遙遙領先，被列在第一位。產生這種想法，首先是日本人長期受到“如果戰敗，男人將全被閹割，女人將全被作為娼妓”的宣傳；其次，戰爭中日軍在亞洲各地的暴行，顯然也成為日本人對占領軍想像的最重要參照。
針對這種恐慌，日本內閣緊急討論對策，結論是參照日本在戰爭中建立的慰安女制度，為進駐美軍提供“慰安”設施和性服務，來減少美軍對日本平民女性的侵擾。建立這種設施當時預算需要五千萬日元，對戰敗的日本來說是一筆巨大的開支。而大藏省財稅局長池田勇人對這筆錢批准的很快，他的看法是“用這筆錢換取日本女性的貞節和血統的延續，可說是十分划算了”。
說來，這種以國家的名義設立妓院來慰勞佔領軍的事情，歷史上雖或有不得已而為之者，但在任何一個國家都可算是恥辱和難以啟齒的事情。可是日本人講求嚴謹的作風，卻使他們這種事也要作的正規。 8月18日，日本內務省向各地政府發出《外國駐屯慰安施設整備》和《關於外國軍駐屯地慰安施設問題給內務省各警保局長的通告》等文件，要求各地警務部門協助建立為佔領軍提供性服務的慰安所。 8月26日，由東京警視廳牽頭建立的RAA協會正式成立，專門在天皇皇宮大門外舉行了結成式（參加者主要是日本賣春業的老闆和乾部），下設慰安、遊技、藝能、特殊施設、食堂、物產各部，冠冕堂皇地聲明稱:“為維護民族的純潔性和百年後的未來，作阻擋狂瀾的防波堤，作戰後社會秩序的地下支柱。”
也有日本說法認為，建立性服務設施，是美軍的要求，此說見於平岡敬一的《戰後賣春業體系》一書，稱8月20日，日本派遣河邊虎四郎等人前往馬尼拉商洽美軍進駐事宜，最後的文件中，有“負責協調提供盟軍進駐所需宿舍（含汽車、卡車）、慰安所等”的條目。然而，根據考證，此說不確。首先，日本政府決定設立慰安設施是在8月18日，當時河邊還沒有出發；其次，所謂的“馬尼拉文件”英文原件在日本《敗戰中全國治安情報》一書中有所記錄，美軍要求提供的是俱樂部（Club），並沒有性服務設施的要求，把“俱樂部”翻譯成“慰安所”，只能說是翻譯中日本人的習慣認識作祟了。
但是，這些慰安所開辦後，管理上採取的是“日美協同”的方式，而麥克阿瑟在東京的“佔領軍總部”旁邊800米長、日比谷公園到東京寶塚劇院的大道，就是當時最有名的“色情街”，隨時有幾百名賣婬女站在街上拉客，麥克阿瑟從自己的窗戶就可以看到--如果他沒看到，估計是五星上將患上了選擇性失明的眼疾。可見，駐日美軍在這件事上，有著明確的支持態度。
這樣，以日本國家政府為主導，為美軍服務的全國性“慰安”系統，在日本開始建立起來。 8月28日，第一個這樣的慰安所在東京郊外的小町園開業。此後，“悟空林”、“見情”、“波滿川”、“乙女”等慰安所相繼開業，最盛時在日本從事“慰安” 的RAA女性，達到六萬人之多。
起初，日本政府對“國家賣春”的行為還是有所掩飾的，要求各個慰安所的經營者只能以個人身份，而不能以國家政府名義，而慰安女也準備利用當時日本社會的公娼私娼充任。然而，在進行徵集的時候，卻遇到了意料不到的困難。
8月21日，東京警視廳召集各賣春業巨頭在麻布小學開會，要求他們動員手下妓女為盟軍提供慰安服務，結果卻頗為難堪。對此前所未聞的“國家要求”，大妓院吉原的老闆成川敏的回答最有代表性--“對昨日的敵人，今天就用身體侍奉，這當然也可以強制命令，但就是妓女，能不能接受也不好說。請允許我們回去商量。 ”而屋久組合的老闆瀨谷則回答說:“如果是為了國家，我們只能遵令行事，可是，事後該給姑娘們怎樣的說法呢？希望國家對此給出負責的保證來。”對此，警視廳保安課課長大竹含糊答道:“會向上報告，求得解決。”
事實上老闆們的擔憂是有道理的，妓女們對這條命令反應很強烈。長期受到的宣傳是一條理由。另一條理由是妓女中流傳著“西洋人和日本人身體不一樣，和他們做那種事會被弄成兩半”的說法，於是去做這種事，就有了赴死的悲壯。
有些地方的妓女最後服從了。比如上面提到的“吉原”。最初，聽到這個要求妓女們只是哭泣不已，後來有一個妓女最終停止了哭泣，說道:“既然是為了國家，那就努力奉公吧。”於是，其他的妓女也都紛紛低頭默許。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一些妓院裡，這條命令卻引發了不同的理解。土浦市警察署長要求當地賣春業老闆協助建立慰安所的時候，賣春業的老闆卻想起了以前準備“本土決戰”的時候日本政府提出過一個戰術--“當美國兵要強暴日本女性的時候，假裝合作然後捏住他的睾丸殺死他，一人殺一個就把登陸的美國兵殺光了。”於是這位很激動地問警察署長--“是要進行'那個'作戰了嗎？ ”
警察署長哭笑不得，想了許久，只好回答說:“天皇已經下令停戰，以前的事情不要提了。”“雖然現在和以前的方法不同，本質上都是一樣地為國效力。”
儘管如此，願意合作的妓女數量，連最初要求的三分之一都達不到。於是，日本政府終於撕下面子，用報紙廣告的方式對良家婦女進行徵集。於是，出現了前面的一幕。當時的日本，經濟凋敝，失業率極高，且有“男性優先就業”的做法，在戰爭中失去男性親屬或因日本男子大量陣亡無法找到丈夫的女性很多處於餓死的邊緣。所以，看到這樣的廣告，應募者云集自然是正常的。根據當時統計，這些女性中，應募時默認可以作性服務的不到20%。但是，一旦自投虎口，在政府和賣春業老闆的軟硬兼施下，大多難逃淪為慰安女命運。在稻江世津子《佔領軍慰安所》一書中，她描述當時的情景:“自願的不超過半數。”“戰爭結束了，可是，依然可以用'愛國'的名義驅使無辜的女子去為'進駐'的外國兵賣淫。這是和戰爭中把女性拉去強暴一樣的殘虐，今天，改個名字叫特殊慰安罷了。”
日本內務省給這些女性的名稱是--“特別挺身隊員”。根據記載，當時免費為她們“開展服務”提供的標準配給用品，有床、被、枕頭、睡衣、長裙、洗漱用具、食物、衛生紙，以及原日本軍內使用的，被稱作“衝鋒一號”的避孕套。
事實上，這些女性的命運也的確十分悲慘。
比如最早開設的小町園慰安所，原定本來是在9月2日開業。但是，8月28日，一批美國兵就衝進了這裡，痛打了服務員，強奸了在那裡的全部慰安女。日方記載，其中半數的慰安女是第一次見到外國人，其時的恐怖驚慌，恍如地獄之門開啟。
同樣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也有發生，比如橫濱的互樂莊，原計劃9月1日開業。前一天晚上，卻闖來一百人以上的黑人士兵，用卡賓槍脅迫，將其內的14名慰安女輪姦，慘叫呼號徹夜，日本警察不敢過問。天明時候來看，三名男性職員都被打重傷，半死的慰安女們帶著皮靴的泥印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儘管如此，慰安所依然如期開業。而開業第二天，曾被黑人士兵強奸的一名慰安女，看到來的客人是黑人而恐懼逃竄，被美國士兵當場掐死，這個美國士兵也因為行為狂暴被美軍憲兵擊斃。這些，事後日本新聞界按照佔領軍總部的命令，都不予報導。
即便“正常”營業的慰安所，其情景也非常人所能接受。平岡敬一曾經採訪過一個化名“瑪麗”，在小町園慰安所作過慰安女的女子，她說:“沒日沒夜，美國兵嚼著口香糖在外面排隊等著，女人們在屋子裡形同監禁，根本沒有拒絕的自由。”“最高的一天接客55人。悲，或者情，這些屬於人的感覺，再也沒有了。 ”“小町園的慰安女，最初是30人，只有半數能夠做到三個月，隨後就補充來了100名新的慰安女，犧牲者不斷地出現。”
不知道這裡面的“犧牲”指的是不是不能再堅持而離去，但在那里呆過的女性，身心的傷害是可想而知的。
肯定有些“犧牲”是有特別含義的。 RAA的情報課長鏑木清一回憶:“有些是年輕的女孩子，對異性根本沒有什麼認識，遭到忽然白人忽然黑人地輪番蹂躪，很是可憐。有個三井銀行工作過的女孩子，第一個客人是個黑人，第二天就從電車上跳下去死了。但是，當時這種事必須保密的，我們只好把她秘密埋葬了。因為她們，是不是多少其他的日本女性得到了平安？我只能這樣自我安慰。”
森村誠一的作品《人證》，後來被拍成了電影，所描述的，正是“潘潘”和“安麗”的命運，也許，還有人記得那首《草帽歌》。
日本慰安所的配給物品裡面，很快就增加了油膏和消炎藥物。但是，對於美國兵的“亂暴”，日本警察遇到情況，也只是要求慰安女“盡量配合忍耐”。他們當然不會管，因為整個RAA的業務，就是國家行為。上面提到的土浦警察署長，甚至把警察宿舍拿出來充當慰安所。
美國是世界文明國家之一，士兵的兵源素質也較好。但是，駐日美軍的犯罪行為，日本記載，卻是相當高。由於佔領軍實施新聞管制，這些暴行很難得到披露。以至於直到今天，日本上層人士依然稱駐日美軍相當紳士--的確，作為佔領軍，美國軍隊在日本的表現應該說的確比較好。但佔領軍就是佔領軍，如果在當時的日本報紙上看到關於“膚色很深的人”（早期駐日美軍半數以上為黑人士兵）“穿十三號大靴子的人”進行的犯罪，老一輩日本人都心照不宣明白這是在說美國兵。假如是強奸案，只要沒有出人命，多半受害者只能自認倒霉。朝鮮戰爭期間，小倉的兩百多名黑人士兵拒絕參戰發起暴動，使以熱鬧的“砥園節”著稱的小倉成了搶劫、強姦、殺人的混亂之城。數日後，美軍憲兵和叛亂士兵進行了巷戰，才把暴動鎮壓下去。這件事，也因為新聞報導的管制很少為外人所知，但在松本清張《黑地之繪》中，曾經作過描述。
之所以有這樣的情況，有一種看法是麥克阿瑟因為擔心戰爭中與日軍作戰過的部下報復心過盛，挑選進駐美軍時盡量挑選了沒有參加過戰爭的預備役人員。可是這些預備役人員多半是美國素質較低的人群（素質較高的都去正規部隊了），甚至有監獄的犯人赦免參軍的，難免犯罪率較高。而且，這些人的年齡多是二十歲上下，性慾旺盛，也是誘發暴行的一個原因。
不過，這很難解釋今天沖繩美軍還不時暴出強姦婦女等案件。可是，從沖繩美軍犯罪即使當場被抓也絕少被判有罪來看，美軍在日本犯罪率高的原因，也不是不可以推測的。
而在慰安女們“為了國家”，“努力奉公”的時候，日本上層卻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日本上層密令避免以下家庭的女性被捲入慰安行為--皇族、華族、公族、財閥，換句話說就是讓下層女性的“慰安”來保衛上層家族的貞操。另一方面，原來叫囂戰爭最強烈狂妄的日本右翼，又急忙地積極投入到RAA的事業中，從中大肆漁利。比如原赤誠會重要幹部菱谷敏夫、國粹同盟的重要幹部岡田太三郎，無一不利用此機會大發橫財“每日奔忙”。美國兵享受性服務的價錢差不多是一個人100日元，相當於當時日本人平均月工資的兩倍。根據合同慰安女因為是配給制，得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落入了這些右翼財閥的腰包。甚至，他們中的一些人今天還是世界有名的大企業家、大慈善家，人們卻不知他們的“善款”上，沾滿了慰安女的血淚。
日本的黑暗一面，就是這樣清晰，無論戰前，還是戰後。
但是，這個“興旺”的事業，卻在1946年遭到了腰斬的命運。
原因，是在小小的避孕套上。
儘管日本的“慰安所”配備了避孕套，但美國兵使用的卻寥寥無幾，而佔領軍的淫威又無法抗拒，結果，造成了RAA慰安所中性病的盛行。 RAA的慰安女中，有性病的超過了90%。
這引發了大洋彼岸美軍的妻子、親人們一片抗議之聲。尤其是有記者深入日本的慰安所，將其內情拍攝，帶回美國發表，更引發了軒然大波。正在從事人權活動的羅斯福夫人為此憤然質問麥克阿瑟:“我們合眾國的小伙子們，就是公然在日本妓院這樣出入得髒病的嗎？你這個司令對此很自豪嗎？”美國輿論對此抨擊日烈。
尷尬的麥克阿瑟不得不作出決定。 1946年3月10日，佔領軍司令部以“公然賣淫是對民主理想的背叛”為理由，要求日本政府關閉各處慰安所。 26日，日本政府下令各地警察署遵照執行，並謝絕美軍官兵繼續訪問慰安設施。
日本政府隨即下令遣散慰安女，五萬五千名慰安女，帶著滿身的瘡痍，沒有任何補償就被趕到了街上。
這些慰安女中，很多繼續從事色情行業，或在RAA經營的“茶舍”、“咖啡廳”、“酒吧”等地為美軍服務，成為被美軍稱作“潘潘（PANPAN）的暗娼（美日間的默契，以暗娼代替公娼，繼續慰安服務，實際上RAA要到四年以後才正式宣告終止）；或者為美軍包養，稱為”安麗“（英語”Only“的日文發音）。
沒有了和慰安所的合同強制，依然去做同樣的事情，是這些慰安女下賤道德淪喪嗎？也不全是。根本的原因還是日本政府。由於從事這種職業，又多半身染疾病，慰安女已經難以為原來的環境所接受。但是，她們在皮肉生涯中少少的積蓄，又因為日本政府在同一時間進行了”存款凍結“政策而化為烏有--”存款凍結“是日本當時為了解決物資缺乏，並進行新舊幣制更換實施的政策，所有五日元以上的貨幣，都要存入銀行而且凍結，等待新幣流通後才能使用。這一凍結，就是兩年半。而解凍的時候，由於通貨膨脹，其價值已經只有存入的四分之一。凍結存款，使慰安女們頓時陷入衣食無著的絕境，她們唯一的生計，也就只有繼續從事皮肉生意了。
這裡面，”潘潘“的命運更為淒慘。她們的典型形像是站在街上，抹著很重的口紅，穿著美軍倉庫裡出來布料作的連衣裙，必須隨時隨地滿足美軍的要求，來換取微薄的收入。當時有民歌這樣唱道:“喝醉了的美國兵和潘潘，在公園的野草上就作那種事，像狗一樣--三個、五個、十個的孩子，學著美國兵扭屁股-- 美國兵笑，潘潘也笑--小孩子的石頭砸過來了。”
“安麗”要好一些，甚至警察也因為她們是美國兵的“準夫人”而多加照顧。然而，她們的命運最終依然是多作了棄婦。美國兵們回國的時候，對“安麗”沒有任何義務，包括他們的孩子。日本電影《人證》就描述過這樣的例子，其中的《草帽歌》和母親為了掩飾作過“安麗”而殺死自己混血兒子的情節，或許還有讀者記得。
在整個美軍佔領日本期間，儘管日美兩國在輿論督促下多次試圖取締這種半地下的“慰安”服務，卻因為上層的三心二意，始終不能根除。這期間，美國軍醫“改良”了梅毒的治療方法，改口服片劑為從龜頭直接注射藥物，希望用這種極為痛苦的治療方法稍稍遏制美國大兵的性慾。而日本警察和“潘潘”在街上的追逐，更是那一段時間的一道無奈風景。
隨著美國對日本佔領的結束和日本的經濟騰飛，這段歷史已經被漸漸掩埋。然而，在日本，依然有富良知的人在不斷地提醒著。
五十年了，日本政府從沒有給過RAA的“瑪麗”，“潘潘”們一個交待，更不要說補償……
當年，NHK電台曾經作過一個節目《幸運町的“潘潘”》，來描述她們的生活，其中菊地章子為主角所作最後的詠嘆《流星》，一點兒被世界所拋棄的辛酸，恰似正是說她們的命運:
流星之下占我身，
今日宿何處也，
此心紛亂。
胸中可還有心在？
我實不知，
欲泣也無淚。
這女子，
無人知她是誰。
也知道日本戰敗後的慘痛是咎由自取，也知道日本對戰爭的反省根本還不及格，也知道我們自己的同胞中，還有更為淒慘的遭遇……可是，寫這個題目的時候，還是無法擺脫對潘潘們的同情，或許，僅僅因為同是人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