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頗長, 慎入
幾好睇o既一篇報導
source: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9026
以色列的悲劇：威脅猶太文化的不是巴勒斯坦人的槍，而是他們自己
文：伊恩•歐佛頓（Iain Overton）
接下來要訪談的人，是真正了解「槍」在以色列扮演什麼角色，我要去見一位狙擊手。
我沒料到竟然是女性。我請當地一位新聞記者幫我安排一次會晤，而我輕率地以為對方會是個謹慎、話不多但殺人不眨眼的男人；但她竟然才二十七歲，帶有許多以色列女性的清秀之美，和我以為的狙擊手長相完全不同。
我們約在美國克羅尼飯店（American Colony Hotel）的庭院見面，這間旅館使用淺色的耶路撒冷石建成，位在聖城耶路撒冷的東邊，由已故演員尤斯汀諾夫爵士 （Peter Ustinov）的祖父巴倫．尤斯汀諾夫（Baron Ustinov）創立，因為不滿意當時的土耳其客棧，想在耶路撒冷擁有合適的旅館來接待歐美的訪客，因而開了這家飯店。如今這裡是新聞記者、間諜和政治人物見面的場所，大家都是被那華麗的花園以及彼此而吸引過來。
「前不久我見過東尼．布萊爾，」這位狙擊手走過在中央庭園陰涼處品嘗咖啡的食客後說道。她同時擁有英國和以色列的血統，口齒清晰，受過良好教育且似乎屬於自由派，推翻所有我對狙擊手先入為主的觀念。
她的主要工作是在以色列防衛軍中擔任訓練員，曾經開過幾門課，目的要為以色列的每個步兵分隊至少培養出一位狙擊手，「我們會教大家如何計算風、射程，如何處理槍枝故障，這是理論性的課程，但是必須去靶場，並且在城市區和戰場上練習偽裝，」桌上的燭光在她臉上投射出搖曳的光影。
我猜她也教這群士兵如何鎖定「杏桃區」，也就是在脊椎頂端和腦部間的小區域，那裡中槍會使人不經反射動作便倒下，他們稱之為「癱軟式的放鬆」，稱職的訓練員每次都會教大家如何擊中這個點。
狙擊手要接受密集嚴格的訓練，士兵兩兩成對，一位擔任槍手，一位是觀察員，觀察員負責分析距離、天候狀況和風速，將資訊提供給狙擊手，小組要經過幾個月的密集訓練，包括每次要扛起相當於體重六成重量的物品行進超過三十公里，此外他們透過偽裝來培養隱形的能力，要能把敵方狙擊手的位置找出來，並且注意到任何有助於追蹤到目標的蛛絲馬跡，IDF的官方部落格引述一位狙擊手的話，「有時你可能全神貫注了兩小時但什麼也沒發生，然後目標突然出現，而你只有兩秒鐘反應；但我隨時做好準備，因為那些人正把目標對準我、我的朋友以及以色列人民。」
以色列軍隊顯然認知到訓練狙擊手的好處，他們不僅是很好的投資（美國海軍陸戰隊的狙擊手學校有個牌子上寫著，「在越南，用M16每殺一人要花五萬發子彈，狙擊手只需要一點三發，成本差異為兩千三百美元與零點二七元。」）[1] 狙擊手也是心理戰的武器。
這些年來，以色列透過直升機、雄蜂飛彈和菁英部隊培養了精準殺人的技能，狙擊手在交戰中扮演要角，或者是經常被稱的「重點式擊潰」，二○○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以色列的最高法院判定蓄意殺人是面對恐怖主義時可被接受的自我防衛行為，至於蓄意的程度則有待辯論。根據以色列人權組織「以上帝之形」（B’Tselem）統計，這種「蓄意」殺人的行為，在二○○○年九月至二○一四年六月間，奪走了四百五十九條巴勒斯坦人命，其中有一百八十人（約百分之三十九）為平民或「沒有參與敵意行為者」。
以色列防衛軍專門訓練狙擊手當然不是新鮮事，狙擊（snipe）這個動詞最先是在一七七○年代由一群在印度服役的英國士兵想出來的，凡是證明自己厲害到能捕獲沙錐（snipe）這種難以被抓到的鳥，就贏得「狙擊手」（sniper）的稱號。後來英國在一九○○年第二次波耳戰爭期間（Second Boer War）組成「高地軍團羅威特偵查軍」（Lovat Scouts），於是狙擊的技能在戰鬥中益發精進 [2]，這個單位的軍人最早穿上「吉利服」，偽裝成樹葉叢。
狙擊手真正攫獲世人目光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並且成為今日的政治宣傳利器，這些神槍手成為前線的偶像，他們的存在令敵人不寒而慄，因此德國狙擊手在祖國獲得讚揚，只要證明自己殺死五十人就能獲得高雅的腕表，殺死一百人獲得狩獵步槍，一百五十人就可以和黨衛隊全國領袖海因里希．希姆來（Heinrich Himmler）本人一同進行狩獵旅行。
有些狙擊手因為功績而聲名大噪，最有名的是席摩．海赫（Simo Hayha），他在一九三九年芬蘭與蘇聯的冬季戰爭（Winter War）中，證實在攝氏零下四十度的低溫殺死五百零五名蘇維埃士兵，而且是在短短三個月內，換言之席摩平均每天殺死五人，高明的殺人技術使他獲得「色死神」的封號，而他的莫辛納甘（Mosin-Nagant）步槍使用鐵製照準器而非瞄準鏡更增添其傳奇性，因為使用玻璃照準器必須把頭抬高而冒著被敵人看見的風險。[3]
當然，好萊塢也為狙擊手增添傳奇性與神祕感，《美國狙擊手》（American Sniper）和《搶救雷恩大兵》（Saving Private Ryan）中，百折不撓的美國南方人利用合乎科學的精準性殺敵，二○○一年的史詩大作《大敵當前》（Enemy at the Gates）則讚揚俄羅斯狙擊手瓦希里．札伊采夫（Vassili Zaitsev）及其部份杜撰的納粹敵人柯尼希上校（Major Erwin Konig），在史達林格勒戰爭如火如荼之際的過招經過。
類似的英雄崇拜延續至今，Snipercentral.com等網站中詳細記載狙擊手的戰術、步槍規格和瞄準範圍，以及知名狙擊手殺死人數的排行榜。
閱讀這些殺人排行榜，會對狙擊手在現代戰爭的重要角色感到驚訝，這是因為隨著步槍的威力、照門技術和彈道學的改進，狙擊手能在更遠的地方正中目標，二○○九年，在英國陸軍皇家騎兵團擔任下士、三十四歲哈里森（Craig Harrison），在阿富汗的赫爾曼德省（Helmand）以驚人的兩千四百七十五公尺長射程，擊斃兩名手持機關槍的塔利班成員，他使用的武器是L115A3長射程步槍，若是在海平面射擊，射程不足以達到這兩名塔利班戰士，但因為他所在高度超過一千五百公尺，當空氣稀薄，步槍射程也變得更遠，在那樣的距離下，每次扣動他的照準鏡，彈頭的彈著點就會偏離約二十五公分，彈頭被發射後先飛行六秒，接著一路下降約一百二十公尺，但無論怎麼看，能將這兩人擊斃確實是技術高超。
這些年來，狙擊手的精準度和致死率之高，以致在戰爭中被認為「不公平」，人們既恐懼又怨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德蘇戰爭擔任狙擊手的賽普．愛勒伯格（Sepp Allerberger），在傳記中詳細描述俄羅斯游擊隊員逮到一名年輕德國狙擊手時的情形，這名年輕人被活活拖進鋸木機裡，他的四肢被鋸子鋸斷，凌虐者「在鋸下他的四肢前先用繩子綑綁」，以免血流的到處都是，賽普發現他時已經死亡，刀片「還在轉動且來到他的肚臍」；又有一次俄羅斯人抓到一名納粹狙擊手攜帶一支狙擊步槍，槍柄上布滿一槓槓的記號，而一槓代表殺死一名俄羅斯人，「他們割下他的睪丸後塞進他的嘴裡，但最恐怖的是他們把他的槍硬塞進他的屁眼，從槍桿一直塞到後照準器。」
聽到狙擊手激起的憤恨，我問面前這位正在喝飲料的訓練員，她在傳授如此黑暗的技術時是否會擔心。
「會的。有時我們會捫心自問，『天哪，我們到底在教什麼？』但我們多半教原則，所有目標都是紙上人物，或許為了不要去思考我們訓練大家要做的事吧。我們也會來點黑色幽默，替每一門課印一件T恤，我還記得其中一件上面寫了一行小字：等你讀完這些，你已經死了。」
我笑了，但是有些T恤就沒那麼好笑，有一件上面是一名手持武器的巴勒斯坦孕婦被步槍的十字瞄準線瞄準，並且寫著「一屍兩命」；另一件是一名攜帶槍枝的兒童在標靶中央，上面寫著「愈小愈難打」。
但她就像我見到過所有曾經在以色列防衛軍服役過的人一樣，堅信與敵軍交戰有很明確的規定，凡是未經直接命令開槍的士兵，將面臨軍法審判而被關進監牢，此外她對自己教授的東西深信不疑，甚至嫁給一位狙擊手。
他曾經開玩笑地對她說，「妳已經進入我的照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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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啟程前往西岸，有兩百五十萬巴勒斯坦人和三十五萬猶太人定居，根據大多數國際法的詮釋，在這裡居住被視為不合法，但以色列政府提出反駁並表示支持他們。
在這裡安身立命的猶太人，可說是出了名的武裝齊備，畢竟這群人活在巴勒斯坦人的威脅之下，因此會使用致命武器（無論有沒有理），將巴勒斯坦人趕出這片是非之地，我將前往一個由猶太人主持的軍事訓練營，專門傳授世界各地猶太人反恐技術，我希望藉由此行，對武裝的心態有更深入的了解，因為這樣的心態造就了這場許久以來便開始的衝突。
訓練營的主人稱這裡為「口徑三」（Calibre 3），我一到這裡就聽見怒吼聲響徹雲霄，原來是講師正在進行訓練課程。我沿著組合屋繞行走到門前，進了門後，裡面有一群不滿十歲的猶太裔美國孩子正要結束課程，講師人高馬大，頸子可看到強健的肌肉，他教孩子們如何制止恐怖份子用刀子刺，在他旁邊有個嘴裡塞滿金屬矯正架的十歲男孩，面帶微笑地用海綿做的匕首刺他的母親，這位母親哈哈一笑，接著向我投以恐懼的眼神，因為我不該在課堂上出現，而她並不認識我。敵人就在你身邊。
我來到外頭，拿起一本關於「口徑三」的小冊子。
「我們的經典兩小時授課計畫，」上面寫著，「專為想體驗以色列射擊和戰鬥方法的各年齡觀光客打造。」小冊子上的圖片是幾個理光頭的男子。他們提供訓練的對象為保安人員，以及拜訪母國而想嘗鮮的猶太裔觀光客。
身穿軍服、身材瘦小的艾坦（Eitan）看見我便走了過來，他是這裡的總負責人，告訴我各地猶太人來到這裡的盛況，有些人一待就是一個月，他用濃重的希伯來捲舌音說，他們在這裡的期間學習狙擊術，訓練手槍射擊以及操縱步槍，基本目標是教導他們「只對壞人開槍，不對好人開槍」。
「你來，」他說，於是我們走過角落，經過一排排土堆，上面覆蓋用來偽裝的叢林和油桶，接著進入一座狹窄的靶場，一旁有十四位觀光客，全都來自美國，大多身穿白色T恤。盡頭是紙標靶，一個標靶是以色列士兵，另一個是頭戴紅色阿拉伯頭巾的男子，兩個圖片上的人都手持半自動步槍，但誰是好人、誰是壞人，顯然很清楚。
「從我的角度來看，武器是用來殺人的，」講師大聲說，他有如一堵磚牆，手臂到脖子刺滿泰拳的刺青。
「武器不是用來防衛，而是用來殺人，如果我想自我防衛，我會穿上防彈背心、戴上頭盔，但我用這個，」他舉起烏茲衝鋒槍，說道，「這是用來殺人的武器。」
「我上一次聽見『殺手』，」他對著睜大眼睛盯著自己的觀光客大聲說，「我的心裡充滿驕傲，」我看不出戴著太陽眼鏡的他是不是在開玩笑，我假設不是。「因為這殺手會殺恐怖份子，」他說。他絕不是鬧著玩的。
美國人喜歡這一套。他問這群人誰是恐怖份子時，一名八歲綁馬尾、身穿綠色小可愛的女孩舉手。
「是阿拉伯人嗎？」她說。
他裝作沒聽到。「我並不反巴勒斯坦人，」他大聲叫道。「我是反對恐怖份子，而這裡所有的恐怖份子都是巴勒斯坦人。」
這堂課的內容是建立在恐懼上，用盡各種方式證明其正當性。他把他的步槍稱為「惡魔」，接著抽出一把沒有上膛的手槍，單手用槍瞄準前排一名男子。這名男子將身子坐低了些。
「如果現在我開槍，會殺死誰？」
「喬伊！」女孩大聲說道。她放下舉起的手，指著她的兄弟。
「錯！」男子大叫。「我不會殺死喬伊，而是他隔壁的那位，懂嗎？我一扣板機，手槍會往左偏！」
喬伊隔壁的人顯得有點不安。
「但是如果我像這樣站著，」他雙腿分開，雙手握著手槍大聲說，「結果呢？我會射中誰？」他的前臂肌不斷抽動。
「喬伊！」女孩又大聲回答，馬尾晃啊晃。
「對了！」講師大叫。「我會殺死喬伊。」
喬伊露出難過的表情。
課程像這樣繼續進行了一陣子，他大聲說到關於「從近距離對著臉部送上致命的一槍」，以及一顆彈頭如何依序穿過六個人而將他們通通殺死。他嘶吼著說，他是根據行為而不是外表來判斷恐怖份子，接著他瞄準戴頭巾的那個標靶連開六槍，子彈全都集中在這個阿拉伯人的前額，他稱恐怖份子「王八蛋」，你會知道他以前殺過。
課堂上的氣氛沸騰，而槍只是火上加油，槍讓對話變得不可能，無論訓練員吼些什麼，槍似乎把每件事簡化成殺人或是被殺，讓人產生恐懼。另一名眼神哀傷而嚴厲的男子向我走來，他是南非籍的講師史帝夫．蓋爾（Steve Gar），在以色列定居且深愛他的第二家園，史帝夫可以說是一手拿槍、一手拿著摩西五書（Torah），他只差一次考試就能成為拉比，成年後的人生一半在宗教信仰另一半在軍隊，他具備堅強的信念和令人信服的力量。
他不喜歡西岸的舊稱。「我為什麼要用約旦河以西來定義以色列？」他問。「那是種族主義。」
他痛恨過去他住的地方被稱為定居地，那是國際上被普遍承認為巴勒斯坦領土的地方，當他說到巴勒斯坦人有多痛恨居住在他們孤立城鎮的猶太人時，聲音也隨著憤怒而大聲起來。在我們眼前是由碎岩石和矮樹叢形成的山谷，數千年來人煙罕至，土地乾涸到能吸乾一千支軍隊的血，我放眼望去，不知道這遍布石頭的土地究竟是怎麼激起如此狂熱。
但那是一種要命的狂熱。他告訴我，他身為反恐小組領導者，職責是保護生活在約旦河西岸的猶太人，而他曾經參與過至少六次的恐怖攻擊事件。我的理解是他一次又一次地殺過人，但他拒絕表示意見。
「我們有兩項任務，一是保護猶太人的生活，第二是保護猶太的生活方式，他們建造鐵芎防禦系統（Iron Dome），代表一百萬支火箭中有一支會殺死這裡的人，」他指得是保護以色列人不受飛彈攻擊的空中防衛系統，「所以我不擔心猶太人失去生命，我擔心的是猶太人的生活方式受到傷害，因為如果我們向他們屈服，就是讓他們來傷害我們的心靈和心理，我希望我的孩子們能夠活下去……我不怪恐怖份子殺死我們的孩子，但我怪他們把我們的孩子變成殺手。」
「我們逃了好幾千年，」他的眼眶因激動而泛淚光，「但是當你看猶太教，會知道有個地方是安全的，那就是上帝應許給我們的地方，以色列。」不過，我跟許多猶太人聊過，他們對於這種「過度激情」的態度深表不安，二○○八年，以色列的檢察官發現，在以色列人以及以色列軍隊對抗巴勒斯坦人的五百一十五件暴行中，五百零二件是由占領區的右翼猶太移居者犯下的。
或許這就是以色列的悲劇。威脅猶太文化的不是巴勒斯坦人的槍，而是他們自己。有人說，「中東唯一的民主已經成了連續幾任右翼政府的犧牲品，後者利用俄羅斯流亡者和極端份子的宗教黨來贏得選票。」目前以色列右翼政府的心態，是認為所有爭端只能靠槍桿子贏得勝利。
二○一二年，有個以色列的拍片小組製作一齣名叫《守門員》（The Gatekeepers）的紀錄片，內容是關於加薩走廊和約旦河西岸的占領，他們設法訪談到六位以色列國家安全局的前局長，每位都敘述他們過去為了維持以色列在此區的占領地位、以及摧毀占領區的異議份子，而實施了嚴厲政策。大部份的人都認為類似的專制策略不具建設性，有一位表示，「我們無論對自己和對別人都很嚴厲，但主要還是對被占領的那些人，而且是以反恐戰爭為藉口。」
槍桿子絕對出不了民主，但史帝夫已經陷入當局者迷，這裡的每件事都充斥一種激進的瘋狂，而槍已經成為討論事情的唯一途徑。
他跟我說的趣聞恰好應證這點。他說他曾經將一把沒有上膛的步槍跟一台錄影機放在他幼兒的臥室，拍攝小孩在槍邊遊玩的情形達兩小時，看孩子會不會碰槍，史帝夫說這個小男生沒有碰，於是他擁抱他的兒子，跟他說沒有碰槍是多麼令爸爸驕傲，而當史帝夫告訴我如何從遠距離擊中胸部，接著近距離用手槍在前額上來一記慈悲之擊後，我想只要像這樣的人手上握有槍枝，以色列將永無寧日，因為殺人者人恆殺之，一定會有人想把他們幹掉。
想著想著，我前往採訪故事的另一面，聽聽巴勒斯坦人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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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據說英國軍隊三百三十位接受訓練的狙擊手中，有一位英國士兵殺過三十九位塔利班人，英國狙擊手在南阿富汗使用的八點五九釐米彈頭，要價約二十英鎊，相較傑夫林（Javelin）反坦克飛彈則要價七萬英鎊。
[2] 雖然戰爭中狙擊手的技藝在日期上早於網頁內容。美國南北戰爭期間，來自北軍的希拉姆．拜爾登（Hiram Berdan）將軍和南軍的羅伯特．李（Robert E. Lee）將軍，在面對機槍殺人的驚人衝擊後，便都成立了狙擊手的專責單位。
[3] 但在殺了五百五十人後。海赫的左下顎被一名俄羅斯軍官射中，他沒死，並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三日宣布和平之日恢復意識。這場戰爭讓芬蘭損失兩萬兩千八百三十人，俄羅斯損失十二萬六千八百七十五人，後者有超過一百五十萬大軍。一位紅軍的將領事後回憶，「我們贏得兩萬兩千平方英里的領土，剛好夠用來埋葬死者。」
